研究案摘要

聯合國從2003年開始持續建構與修正的電子發展階段論、電子化政府準備度指標,已經成為各國用來了解本身電子化政府相較於國際之優劣的重要指標;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每年針對世界各大經濟體之資訊通訊科技發展與整備度的調查,也成為評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依據,進而影響國家資訊產業的架構。然而,不論是學術界針對特定系統的研究,或實務界所提供的評比指標,雖然各自有相當之重要性,卻鮮少觸及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國家推動數位化過程的價值目標究竟何在?數位治理價值已經成為電子治理研究中重要的討論議題,無論是數位國家發展面向、數位治理的相關研究,或是國際上數位國情評鑑指標所提供的政策指引,都應該以有助於公共價值的實現為前提。本研究的最主要核心問題乃是數位國家治理發展所追求的最終公共價值為何?追求這些價值應有哪些工作(面向)要做?透過那些資訊可以了解目前的成果?至於所涉及的研究程序與方法包括,透過國際組織及先進國家政府數位相關指標發展、研究文獻的瞭解、專家座談,以及國內現有相關調查研究的整理與分析,建構足以評估數位治理公共價值的整合性國情指標架構,以供前瞻未來政府數位發展策略以及值得推動的研究議題;並在完成前述研究後,選擇部分指標進行先導性調查,嘗試進行國際比較,就電子治理相關議題的調查方法提供若干檢討建議。

研究方法

1.文獻檢閱及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立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與指標。
2.文獻回顧及問卷調查:評析電子治理指標實證調查及方法。
3.綜整上述成果,提供未來電子治理政策與研究議題的建議。

研究結果

(一)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之三大價值:1. 操作性價值:包括效率與使用者導向兩個面向。2. 政治性價值:包括透明與課責、公民參與與資訊近用公平等三個面向。3. 社會性價值:包括信任、自我發展、生活品質與環境永續四個面向。
(二)AHP專家問卷結果:
1. 重要性依序為:政治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操作性價值。
2. 最看重前五大電子治理公共價值面向依序為:透明與課責、使用者導向、效率、資訊近用公平、公民參與;最看重前五大指標依序為:服務滿意度增加、政治透明、可近性的區域差異、公共事務參與的網路行為、以及健康。
3. 不同角色看重差異:
(1) 學者專家比較重視社會性價值,其次為操作性價值,最後是政治性價值;政府及業界等實務專家所看重的則依序為政治性價值、社會性價值和操作性價值。
(2) 在政治性價值中,無論學者專家或實務專家都認為透明與課責是政治性價值中最重要的面向。
(3)在社會性價值部分,專家們的整體權重中,信任和生活品質獲得較高權重,不過,學者專家和實務專家對於社會性價值第三層的看法有異,實務專家所給權重由高至低依序為生活品質、信任、環境永續與自我發展;學者專家的權重則依序是信任、自我發展、生活品質與環境永續。
(4) 在操作性價值的部分,專家們整體的權重在使用者導向面向和效率面向差異不大,但相對於學者專家重視使用者導向,實務專家顯然更重視效率,這可能跟實務專家傳統上多以效率、利潤為先的目標導向價值觀有關係。
(三)電子治理公共價值架構下,美國、英國、新加坡三國現況的比較分析。
(四)客觀指標的蒐集與建構:
1.引用六個國際評比報告共八項指標,分別是ITU(2011)、ITU(2012)、UN(2012)、UN-Municipal(2012)、WEF(2012)、和Brown University(2008)的國際評比報告。
2. 最後所採納的八項國際指標分別是:有關操作性價值的部分,效率面向中,IT改善指標下的「政府採購IT」;有關政治性價值的部分,透明與課責面向中,政治透明指標下的「電子化資訊」、資料開放指標下的「政府資料庫」,資訊近用公平面向中,語文可近性指標下的「多國語言」、使用者可近性指標下的「視障者對網站的可及性」、「聽障者對網站的可及性」、「無障礙存取」;有關社會性價值的部分,生活品質面向中,人際關係(包含網絡)指標下的「虛擬社群網絡的使用」。
3. 本研究因應國情不同,自行研擬指標以評量我國電子治理公共價值的數位國情。

(五)主觀性指標數位國情調查結果:
1. 目前我國電子治理三大公共價值,各有部分面向的實現程度不佳。
2. 操作性價值:以服務流程簡化面向下,「洽公所需接觸的單位數」,最有改進的空間。
3. 政治性價值:以「行政透明」、「行政課責」、「公共事務參與行為」等三項,為最需要努力的部分。
4. 社會性價值:比較不足的面向是和「信任」有關係的幾個指標,包含政治信任、部分的社會信任與部分的網路信任的指標;而「自我發展」面向當中幾個指標,像是透過網路進行商業交易的行為等,也是需要改善的項目;至於生活滿意度面向中的「生活安全」以及「快樂感」的正面表述程度亦偏低。
5. 即使都是以網路使用族群為調查對象,不同方法的調查結果皆出現相當大的差異,顯示未來的相關研究勢必無法忽略對多元調查方法的討論。
6. 透過主觀性指標來衡量操作性價值受到相當的限制,故在未來的研究當中,相關題目是否還適合詢問一般民眾,或是否適合用主觀性的指標進行測量,或若要透過民眾的調查方法,是否仍應用傳統的電話調查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六)對於多元調查方法的比較分析:
1. 若以TEDS調查結果之次母群(手機族、室內電話族)為正確母體比例,則傳統室內電話調查或是手機調查所接觸到的樣本,不論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網路使用情形等變數上,都出現高估或低估的現象。
2. 根據本研究透過不同方式所蒐集的資料,隨著網際網路以及手機的普及,已有部分的民眾因為仰賴手機通訊,而少用或不用有線電話,故採用傳統的有線電話調查有可能漏掉一部分的受訪者。
3. 在電話調查以及手機調查的受訪者中,各有七成以及八成的比例使用網路,其中每天使用網路的重度使用者,所占比例最高。
4. 網路問卷在本研究的信度是多種方法中最佳的,加上其速度快、成本適中,未來值得多加運用。
5. 手機調查與網路問卷調查,如何與傳統電話調查妥為搭配,以建構完整的數位國情調查架構,是未來研究重要的議題。
6. 相對於其他調查,政府網站會員的調查雖較便宜,但其樣本代表性受到限制,執行期程也較長,比較適合運用在有關政府電子服務主題方面的調查,而不適合於對一般日常生活議題的調查。
7. 在對網路使用者以及政府網站使用者的分析也發現,電話調查以及政府網站調查的受訪者,無論使用的是網路或政府網站,都是女性多於男性;而手機調查與網路調查中的網路使用者及政府網站使用者,則出現男性比例大於女性的情形。
8. 比較分析發現,除了電話調查以外,其他三種調查所訪問到的網路使用者,都明顯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在所有方法所呈現的資料中,這些網路使用者的年齡集中在20歲到49歲之間;多半來自於北北基與中彰投地區,而離島、臺灣東部、南部的民眾為數較少。此研究結果與最近一次的數位機會調查結果一致。
9. 本研究所運用的多元調查方法,是一種探索性質的嘗試,仍有修正空間,但可以確定的是,進一步釐清電子治理相關調查方法特性與最適切的搭配組合,將是未來電子治理學術及實務社群不可忽略的議題。

附加檔案